「全人治疗」(Holistic Care) 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观念，而是曾经被遗忘了，现在得到复活的旧观念。在昔日的社会，「人」的整全性普遍受到重视。然而，在医学发展过程中，却渐渐变得肢离破碎。可幸近年来「全人治疗」这概念再一次受到重视，并且成为了现代社会对医护人员的期望及理想。「我们要医的，不是那个病，而是那个人。」这句话，不难在医护的口中听到。「全人治疗」这观念，亦不属于某个专科、某个团体、或某个医疗部门所拥有，而是我们每一个医护人员朝向的目标。

「全人治疗」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人性的了解及尊重。「人」并不单是一些会生病的器官。生病会引起整个人的反应，例如接受断症实时会带来一连串的心理反应：包括否定、挣扎、接纳、抑郁等。一个人患病，亦不单止有他个人的心理反应，亦有其社群网络及家人的连锁反应；例如母亲患上抑郁病，她的年幼儿女被关爱的经验可能因而减少，他们心理上的安全感，以致学习情绪、行为规矩也会受到影响。再者，病患者在承受身心的折磨之余，亦会思考到人生意义等种种问题，以致他们的心灵也有一定程度的震荡，这震荡会带来人生态度上、或对信仰及价值观的冲击，而这些冲击又可能影响个人抗病的能力；这些有关生理和心理亘动影响的课题已经唤起了很多科研人员的关注。

既然「人」是包含着不可分割的身、心、灵，以及人际的不同层面，「全人治疗」的取态就必然是屹立在一个不倒的基础上面了。但是，如何能实碊这个理想呢？

我想我们必须常常存着这种待人的态度－为他们着想：了解他们的需要，习惯搜寻他们会有的心理反应，了解他们的社关网络，探讨他们的思维反省等。少不了的元素，是花时间与他们的相处、谈话。

此外，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我们无法凭个人的力量给每一个病患者一个整合的治疗。无论是时间上、专业上、经验上，我们都是有所限制的。例如从精神学的角度，一个精神科医生很难同时兼顾药及心理治疗；一个心理治疗师，亦很难同时擅长不同类别的心理治疗方法；社会工作者与心理辅导员也有不同的经验，以致他们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及协助有需要的人。

故此，我但需要团队来提供综合治疗，综合(Integrated, Comprehensive)的服务亦开拓了精神健康的领域：当我们接受不同治疗类别的同时，我们亦是在扩阔了理精神健康问题的观念。精神及心理的问题，不能再单从传统的「疾病模式」了解及建立治疗的方法，而是必须配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发展，让求助者有更多治疗类别的选择，以实践「全人治疗」的目标。

让我们为此努力以赴！

个案一︰

亚玲今年18岁，是个文静的女孩子，在三兄妹中排行中间，自幼在家常被父亲责骂；她与母亲一样，也是用哑忍的方法去面对。中五毕业后，亚玲找了一份稳定的文职工作，生活看似无忧；但自从她的男朋友提出与她分手后，亚玲的情绪便陷入低潮，常常以泪洗面、睡不安宁、胃口大减、对什么也失去兴趣；有些日子她怎么也推动不了自己起来上班，又或即使上班了，也不能集中精神工作。在家中，父亲知道她的情况后，只骂她不应因感情影响工作。亚玲抑郁的情况维持了两个多月，其间家庭医生曾给她开了抗抑郁药，但亚玲吃了一段短时间后，觉得帮助不大，便没有再吃下去，而她的情况也一直没有改善，近来更被公司警告，着她改善工作效率，亚玲觉得自己情绪很不受控制，感到很无助，并开始萌生自杀的念头。       

个案二︰

陈生结婚已有八年，有一个六岁的儿子。他是一个小学老师，为人忠厚尽责，十分疼爱学生，也常为他们的成绩劳心。近年的教育改革，令陈生觉得无所适从；工作量不断上升，但学生却不见得很受惠。不断增加的工作量，加上每星期要抽时间回家照顾和陪伴年老多病的母亲，令陈生投放在家中事务、照顾儿子及陪伴太太的时间愈来愈少，太太为此已多次向他表达不满，特别是当儿子升上小一后，成绩一直也追不上，夫妇经常也为此争执。陈生向来有轻微的焦虑紧张征状，近来情况好像变本加厉，他发觉自己常重复做某些动作，例如︰批改习作时重复查看多次、把黑皮擦了又擦、备课时三番四次看同一课书、离开课室后又再折返查看有否遗下书薄……等。这些重复动作费时失事，令他更缺乏时间完成繁重的工作，但陈生的理知却战胜不了那股无形的趋逼力，老是重复又重复。精神科医生给他开了药物，但陈生觉得效用平平，令他更感气馁。

以上的案例，都是都巿常见的精神情绪病。这些病的成因可大致分为生理及心理因素，而往往由一些环境因素诱发出病征来 (见图一)。有些人因遗传基因或其他因素，生理上出现毛病，例如脑部血清素分泌不平衡，便会出现精神情绪病征；也有好些情况，其实主要牵涉心理因素。

像第一个案例中，亚玲的抑郁症，是由感情破裂而诱发，但其实亚玲一向也比较自卑，觉得自己比不上别的女孩子，认为没有人喜欢她，今次被抛弃，正好证实了阿玲的想法，所以她感到绝望；换而言之，阿玲的自卑心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偏激想法，才是这次抑郁症的主因。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长远来说，亚玲还是需要重新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重建她的自尊感，减少负面偏激的想法，才可以摆脱抑郁的困扰。

从家庭系统的角度来看，在家中排行第二的亚玲，往往是最被忽略的一个，故很早便开始在家庭以外寻找爱和关心，在细问下，原来她十二岁已开始拍拖，曾经有好几位男友。另一方面，亚玲一直也得不到父亲的肯定和爱，相反，得到的只是责骂，而她面对责骂的方式，只是哑忍，引致她有很重的无助感和自我价值偏低，形成抑郁的倾向，只要遇上一些诱发性因素 (例如失恋、失业等) ，抑郁的征状便有机会出现，故此，亚玲抑郁的倾向，其实在家庭系统中早已形成。例如有老师或社工在亚玲儿童或青少年期留意到她的情况，则可为亚玲的家庭进行家庭辅导。但现在亚玲既逐渐成年，也可以学习摆脱从前家庭的影响，所以个人辅导也是一个选择。辅导员首要是帮助她减轻抑郁的征状，例如鼓励她准时服药，减低自杀的可能，帮助她过渡失恋这段时间，回复正常的饮食、睡眠、工作和社交生活等；另外，亦可帮助亚玲在面对父亲责骂时，能多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也尝试让她了解父亲责骂背后的爱和关心，以致他们更了解双方的感受和想法，从而改善关系，减低亚玲在面对父亲责骂时的无助感。而在辅导过程当中，亚玲亦可透过与辅导员正面的关系，增强自我的价值感，最终让亚玲抑郁的倾向得到改善。

至于药物治疗方面，在初期，部份抑郁症的征状，如失眠、焦虑等，可能先需要轻份量的镇静药物作短期治疗，并且要持续服用抗抑郁药。如果亚玲服药只吃三数天的时间，通常只会感觉到一些初期的副作用，根本未会见到对情绪有明显的帮助；因为这类抗抑郁药，作用在于调节脑神经递质的功能，并不会马上发挥效力，而是要两、三个星期才开始产生效果。另外，亚玲亦可考虑用几天的时间休息，让自己有时间去适应药物的影响。如果副作用太强烈，又或者药物效果不明显，亦可与医生商量转药。幸而新一代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已较旧药有所改善。中、长期来说，这些药物能提升亚玲的情绪，有助她更快、更有效地处理心理、感情及性格上的困扰。

而第二个案例中的陈老师，他的焦虑及紧张也是源于他的性格和想法；他的事事追求完美，不能接受任何小过失，所以要重复核对。若要减轻他的焦虑，便需改变他的想法及处事态度才行。而他的人生阶段亦到了中年人最多压力的时期，一方面要照顾正在成长中的儿女，另一方面又要照顾正在年老父母的病患，而事业亦处于『博杀期』，故有些人到了中年这时期，会出现精神和情绪的困扰。故若能帮助陈老师与妻子改善夫妇关系，妻子便能够成为他面对压力的支持系统，成为助力，而不是阻力，从而减轻他的焦虑。另外，这些焦虑征状亦有可能是抑郁症的现象，所以要留意其他情绪变化。要处理像他的重复行为(即所谓「强迫行为」)，一些影响脑部血清素的药物，亦证明有助减少这类病征。只是，一般来说强迫思想及强迫行为，对药物的反应会稍为慢一点，所以病者要有耐性，不宜太早放弃。再加上心理及行为治疗，长远的效果会更理想。

以上提及的因素如性格、自卑感、中心信念、思想模式、处事方式、情绪反应、家庭关系等，都属放心理因素的范围。当这些心理因素对一个人的精神、情绪、行为及生活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时，便应接受心理治疗，把问题的成因剔除或减轻，才是长远之策。而药物治疗则可有效地控制不同的病征，让情绪受困扰者，自行把问题想通，又或者有更稳定的状态去进行心理治疗；所以说药物和心理治疗相辅相承，一点也不错。

中国人的传统智慧中有「胎教」和「三岁定八十」等的说法。但随着时代的转变和社会的复杂化，家庭气氛对孩子心理成长的重要性，慢慢被身体健康和教育的着重盖过了。实证医学在八九十年代越被推崇，研究也越趋向「实际化」。一些难以量度的课题，如婴儿的心理健康也因而较受忽略。但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这个课题近年再受到关注﹕先是多个在动物中进行的研究指出，在怀孕期母亲的情绪、或是初出生动物所接受照顾的程度，也可能影响初生动物的压力反应系统 (下丘脑、脑垂体和肾上腺) 的分泌，继而导致过份慌张或胆怯的表现。研究也指出，转换一个较稳定安全的照顾环境，不单可减少初生动物的慌张反应，就连压力反应系统的分泌也趋向平稳。

因着道德的关系，这些研究很少在人类中进行。但随着科技的进步，近年也有多个大型的研究，分析母亲的心理健康和早年成长的关系。其中一个在2002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研究指出，在怀孕期间过度焦虑之母亲的子女，在4岁时会比一般小孩较多情绪和行为问题。(O’Connor,2002) 。另一个在美国2003年发表的研究亦指出﹕患有惊恐症的母亲，对其婴儿需要的敏感度较低，而这些婴儿也较多睡眠困难；婴儿在口水中的肾上腺皮质分泌(一种压力反应的荷尔蒙)也较高(Warren, 2003)。

这些研究带出「胎教」的其中一个可能解释是﹕母亲的情绪会影响母亲体内的压力反应系统的分泌，继而影响胎儿身体中同系统的运作。这提醒我们正视怀孕母亲健康和早期家庭气氛的重要。但研究中亦指出，后天环境能弥补先天不足的资料，也给予我们一个希望﹕只要我们懂得处理，三岁时的性格并不一定要延续下去的。

让我们努力为下一代缔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参考﹕

O’Connor, T., Heron, J., Golding, M., etal (2002). Maternal Antenatal Anxiety & Children ‘s Behavioural/Emotional Problems at IV years. Report from the Av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Parents & Childre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0, 502-508 Warren, S., Gunnar, M., Kagan, J., etal (2003). Maternal Panic Disorder: Infant Temperament, Neurophysiology, and Parenting Behaviou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42(7), 814-825

著名的美国精神科医生 Dr. Robert Spitzer，于2001年5月9日在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之周年大会中，发表了他对同性恋的最新研究。他有系统地访问了二百名曾经是同性恋者，而后来改变成为异性的人士(包括143位男性和57位女性)。在男性的同性恋受访者中，有四分之三已经和异性结婚，而女性受访者中，已结婚的则占一半。很多受访者因不满同性恋的生活方式，如性滥交，动荡不稳的同性关系，与自己的信仰产生冲突或渴望与异性结婚等理由而寻求性倾向的改变。帮助受访者改变的方法，包括深入了解影响性别身份和性倾向形成的家庭及童年经验，同性导师的引导和帮助 (same-sex mentoring relationships)，行为治疗技巧和小组治疗等。信仰也被受访者列为改变的关键因素。当性倾向改变后，不少受访者更发现，沮丧抑郁的程度也显著降低了。Dr. Spitzer在总结中如此说﹕一些有决心改变的同性恋者，若透过各种治疗方法，努力不懈，便可以成功改变性倾向的多种指标 (multiple indicators of sexual orientation) *，和发展良好的异性性爱关系 (heterosexual functioning) 。　

注：*性倾向的多种指标包括

1. 同性恋倾向的指标(homosexual indicators) 如被同性性吸引的程度，以同性作性幻想对象，渴慕与同性建立亲密的关系，对有关同性恋色情刊物或电影的兴趣及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等。

2. 异性恋倾向的指标(heterosexual indicators) 与以上所述同性恋倾向的指标相似，只是换了以异性作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