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中心的成立及发展──为何？如何？心中就是感到「有幸」！

• 有幸参与了诚信综合治疗中心的成立及发展。诚信是一所有抱负、有理念的心理治疗及辅导中心。
• 有幸认识麦基恩医生。我在大学时因着一些医疗宣教的追寻认识了他，后来就在他开设在上环诚信大厦的诊所和康贵华医生一起工作。
• 有幸在工作上因一些个案的合作认识了孙逊萍女士（Dorcas）。她是在英国受过严格训练，后来回归香港服侍的心理治疗师。
• 有幸在1997年和Dorcas合作成立了香港心理治疗中心，提供心理分析小组训练，从她的经验中学习了很多心理治疗的基础知识。
• 有幸当时得到麦医生和康医生的默许和祝福，让我在他们的诊所工作，同时在位于太子的香港心理治疗中心隔壁开始了新的诊所。
• 有幸大约在2000年能够在中国神学研究院教了一两堂精神病理课，之后也成为其中一些同学的治疗师。

「有幸」是怎样的感觉？就是有些偶然性、是幸福、是自然而然；不用谋算、张罗；时候到了，开花结果。也可以把上文的「有幸」换成「感恩」！

大约到了2002年的后段，这几条不同的线，似乎聚合在一起。其一，香港心理治疗中心的工作到了一些转折的位置，我想到要如何走下去；其二，我在九龙的诊所也发展得不错，当中的病人大部分也会同时接受其他机构或辅导员的辅导服务，但是，在合作上总有一些距离，而且上环诊所还有其他病人的需要，我想到要如何让更多病人可以接受辅导服务；其三，一些中神的同学正要为毕业后的工作安排，深感缺乏让他们在刚毕业的阶段，能持续学习及累积辅导经验的工作空间。在这种种的动机下，便萌生了联合起两个诊所的力量来发展一个辅导中心的想法。

诚信综合治疗中心（AHCC）在2003年成立。当时，临床心理学博士李咏茜早已在麦医生和康医生的诊所工作，连同赖子健医生和几年后离开了诚信的沈孝欣医生，一共六人成为了AHCC 的董事。沈医生离开后，陈玉麟医生加入了诚信的大家庭。有赖大家的努力，把中心带领到今天的规模。话说回来，AHCC更是诚信医疗中心（AMC）的「大哥」，因为诊所是在2007年才改组成为现在的AMC。

依据中心成立的动机，我们的宗旨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整全的精神治疗，我们相信人的构成，身心社灵是一体互动的；我们希望为大众提供在费用上能负担的服务，有经济困难的人士可以自行与治疗师协商，这协商完全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中心没有设审查的机制。我们也希望中心能够成为培育及协助治疗师成长及自我完善的平台。从这些角度看，中心多年来也是在其成立的轨迹上，继往开来。

谈到中心的发展，我想要感谢的是董事们无私的贡献。我们的作风是不具甚么野心（意即「有计划、有预谋地要达致怎样的目标」），所以，也从来没有预见要发展一个怎样规模的机构。但是，我们倒是有梦想的（意即「有动机、有原则地要做到想做的事」）。中心的发展也就随这个方向走了15年。从起初的一位心理学家及一位辅导员，到现时的五位心理学家、一位荣格分析师及五位辅导员，我相信中心提供了一个能吸引大家参与的平台。中心的发展其实就是各位同事的发展，大家的工作，完成了我们的梦想。所以，我也感谢大家，以大家为荣！

未来的日子就看你们了，年轻人！

真难以想象这样就十五个年头了!

心理学上的临床应用部分 (意即直接与有需要的受助者接触，进行评估或治疗) ， 向来是我热爱的工作，但我亦喜欢教书及做研究。(真是贪心哦！) 早年，无论是在英国国民保健服务工作， 抑或在香港大学精神医学系的教席，都能某程度上满足到我的「贪念 」；到了2002年尾，当我转职到心理学系时，毅然决定只做半职，余下一半时间继续做临床工作，一于自制我的「贪婪组合」。但临床工作从哪里来呢? 初期全无头绪，我只知道神总有安排。

麦基恩医生是我在精神医学系的同事 (当然他比我高级很多啦)，有天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到他的诊所工作， 我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一试就是十五年多。

其实试验初期也有不少疑惑及引诱。好些行家知道我「出来做」(即私人执业)，也很关照地邀请我合作； 有享负盛名的教授，诊所位于中环高档地区，在那里出入好像给人一种虚荣感 (我们诚信的医生在行内亦大名鼎鼎，但他们很低调嘛!)；亦有旧同事邀请我跟她一起在私家医院建立儿童发展评估服务，看来十分有挑战性，相当吸引。心想，私人执业初期不会有太多「生意」罢，加上盛情难却，便全都接受下来，以试验性质合作看看。 怎料没几个星期，时间已经不敷应用，只好求问神如何取舍。有一天，我问麦医生：「为甚么我们的诊所开在上环呢? 地方好像不太体面，跟几位医生的资历及名声不太相衬啊。」麦医生回答我说：「中环的租金那么贵，羊毛出在羊身上，免不了要将昂贵的租金转嫁到病人身上，那他们便要付高昂的诊金了； 而且有好些病人仍然对看精神科医生有些忌讳，不喜欢在太高调的地方出入，上环这地点正好适合他们。」 我听着便想：「这的确是一个真心为病人设想的医生。」加上当时跟各位医生讨论个案时，发现他们都着重病人身、心、社、灵的全人治疗，而不是单从生理角度去理解精神情绪病患，这跟我心目中的信念及服务宗旨十分脗合，于是便一心留在诚信这大家庭 (那时只有我及五位精神科医生，还未成立AHCC哩!)

渐渐地， 眼见需要心理辅导的病人越来越多，而且不同的求助者也有不同的需要及经济考虑，于是我们便决定聘请多一、两位心理辅导员，并正式成立诚信综合治疗中心。中心成立初期，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事事亲力亲为；要维持低廉收费，便要减省开支，还记得我们到处找寻价廉但令人舒适的家俬、去湾仔玩具街寻找适合做游戏治疗的玩具等，墙上的装饰，不是陈炽鸿医生太太亲手制作的十字绣，便是从麦基恩医生获病人送赠的挂饰中「借来暂用」，甚至连中心的标志也只是外子的拙作!  就这样，AHCC一天一天地茁壮成长，先扩展至旺角，近年更加入元朗的服务，从one-man band 到现在十一人的专业团队，真不能不感谢神的恩典、保守及使用。

谈到中心的成长，不能不提陈炽鸿医生的无私奉献。 中心渐渐壮大，发展方向及行政方面都复杂起来；我们常说麦基恩医生是我们的精神领袖，但在日常运作上仍很需要一个「阿头」， 当我们开始人多混乱之际， 陈医生毅然负起执行董事的角色，带领中心厘订方向、持续发展，直至2017年才退下来。如果陈医生是我们的「阿头」， 那么赖子健医生就是执行官及安全顾问；赖医生是中心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多年来不辞劳苦地为中心执行各样事务， 每次开会时，有甚么数据上的需要，那怕是一、两年前的会议纪录，他都可以从他的神奇活页夹中随手拿出来! 多亏赖医生的思想细密、行事谨慎，中心从没因疏忽而堕进甚么陷阱。当然功不可没的还有我们的大内总管Carol ，带领一支行政团队，把中心打理得妥妥当当，令专业同事可以专心投放精神在辅导工作上。

这些年来不断有专业同事加入，亦有人离去；这个团队不算小，各人的训练背景不同、理论派系有别，各有所长。但我们坚持有恒常的督导以及个案讨论会议，把有困难的或特别值得学习的个案以不记名方式拿出来一起研究；看得见大家都虚心学习，全无争竞。有时我觉得我们诚信的专业同事有特异功能，竟然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兼顾事业与家庭，并且不断的进修。在这十五年以来，我看没有一年是没有同事在进修的，范围包括：临床心理学、情绪为本婚姻治疗、游戏治疗、荣格分析等等，多得不能尽录；同事早已有认可的执业资格，为甚么还要那么辛苦进修? 还不是为了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受助者! 各位同事，让我在这里说一句：我实在为你们对工作的热诚及对受助者的真心关怀而感到骄傲!

最后要多谢这十多年来信赖我们一起同行的受助者，给予我们机会服务您们，从中互相学习，实践我们从神所领受的使命，帮助有需要的人。

未来十五年应怎样走? 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知道如何响应社会的需要，做到荣神益人!

麦基恩医生

若不是要为诚信综合治疗中心十五周年写点甚么，我差不多已忘记当初是怎样开始的。在回忆中搜索后，只记得大概那年邀请李咏茜博士加入我的诊所，后来加上谭日新先生，AHCC就诞生了。虽然多年来有人加入有人离开，今日AHCC已长大及发展良好，真是奇妙！在此恭贺所有委身于此的同事。

我一直相信跨专业队工，AHCC和诚信医疗中心(AMC)正是这样服务社会的队工，最少理念上如此。精神科医生是这队工的一分子，但不一定是掌控者。每一个专业都有其优点和限制，只要携手合作，可产生协同效应，比单方面做好多了。可惜在实践上，上述的理想队工合作并非常常做到。

也许这重要的庆祝时间，也是一个成熟时机，让我们重新思索AHCC的未来，以及它与AMC和其他相关机构的关系。为了对应社会的变迁及对专业辅导和心理治疗的特殊需要，AHCC需要新时代第二梯队的领袖。正如乔舒亚记第一章所载，乔舒亚继承摩西，在其他人对所谓应许之地的疑虑中，带领民众过约但河。在主的带领和保护下乔舒亚成功了，尽管过程有痛苦。谁是AHCC的乔舒亚呢？使命和领导的传承是AHCC未来要面对的挑战！

康贵华医生

感谢怜悯人的主，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透过诚信综合治疗中心的各位辅导员和心理学家，帮助了无数受困疲乏的心灵。我盼望未来的日子，神继续祝福您们。我为您们的祷告是：

「主耶和华赐给了我(们)受教者的舌头，使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天清晨唤醒我(们)，衪每天清晨唤醒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像受教者一样静听。」 (圣经新译本以赛亚书50:4) 。若可以，「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们)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们)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圣经和合本歌罗西书1:28,29)

扶弱纾困，德泽社群；

弘扬主爱，彰显荣光

赖子健医生

当年参与中心的筹备工作时，是私人执业了大概一年的时间，对很多辅导模式及心理治疗的方法，都不算有很深的认识，可以说是边做边学。在过程中，自己实在获益良多，成长了不少。

其中一个成立中心的初衷，是觉得精神科的临床工作主要是「医疗模式」，较着重病征的控制，并且容易带有负面标签 ; 如果有心理困扰的人来求助，或会产生抗拒，亦难做到全人医治。

经过十五年来整个团队上下的努力，中心的工作已略有成绩。但是，同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及精神心理健康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挑战。所以我们仍然不敢怠慢，期望自己及一众同事，同心协力地向着提供身、心、社、灵的全人治疗方向迈进。

陈玉麟医生

在现今竞争激烈的社会，我们每天劳碌奔波，都只是为了基本生活而已！可能没有太多空间去探索自己的心灵需要，久而久之便影响了我们的心理健康。有见及此，「诚信综合治疗中心」过去一直为有心理困扰的人士进行心理治疗；及在小区推广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大众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对及早治疗及预防有很大的帮助。

转迅间已经十五个年头，乐见「中心」团队彼此合作无间，以基督的爱及专业知识，帮助了很多心灵困苦的受助者，服务备受肯定。在此深深祝愿中心能继续蒙上帝带领，在未来的岁月照顾更多有需要的人，在小区作盐作光！

谭日新

我相信好的心理治疗师，在提供专业服务时能与受导者同心同行，引领他们走向更好的人生方向，纵然当中可能会经历高低起伏，也有可能因面对真相带来不安或痛苦。诚信就是这样一个机构，能让我们治疗师无后顾之忧地为受导者提供身心社灵的帮助，在受导者的风雨中达至彼岸。假如十五年是一个人到了青少年期，诚信也到了这个阶段。深愿能一如既往，在董事、专业及行政同工的持续合作下，诚信能迈向更成熟及更能祝福人的成人阶段。

梁赵颖懿

纸短情长，惜字如金，我以一首词表达在诚信十多年的感想。

如梭岁月，十五载，苍生川流不 绝。

驿站斗室，迎行旅，疗伤抖擞上路。

风云幻变，几许无奈，怎破千重浪？

同行共话，寻觅光源仄径。

纵横心灵天地，身心社灵义，兼蓄融汇。

暗世烛光，相助勉，同侪披荆创路。

柔韧多情，怀使命献奉，凉水饼鱼。

同伤共苦，铭爱盼待天恩。

胡凤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是我中学时作文常用的开场白，直至年龄渐长，才体会它的真实。不经不觉，我加入诚信综合治疗中心已接近十二年了。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与一群专业认真的伙伴合作，互相支持，为有需要的人士及他们的至亲提供心理服务。愿神继续使用中心，成为祂施恩的渠道，让人得以从过去的创伤、现在的挣扎及将来的忧虑中被释放出来，重拾活泼喜乐的人生。 

吴张秀美

多谢上司及督导的信任，让我在诚信综合治疗中心有足够空间去发展辅导的专业。 更感谢陈炽鸿医生无私及耐心的指导，让我们对受导者的精神状况有更深的掌握，并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给予宝贵意见，使我们能提供更适切的治疗。而作为董事的精神专科医生亦乐于响应我们对受导者需要的咨询，以达致跨专业的整合(Holistic)。

自由、彼此尊重及互信，让不同专长的同事合作无间，并愿意同心合意去实践诚信综合治疗中心的理念。

祝愿诚信综合治疗中心，在未来的日子，蒙神带领，更切实服务香港社群。

欧静思

数算一下，跟诚信综合治疗中心的关系已有十二年。十二年并不是短日子，这期间也是我生命和专业的新里程。在诚信工作，让我在心理治疗领域上，有宝贵的学习和丰富的实践。我的性格很内向，喜爱宁静，而诚信的团队让我感到我拥有同路人。团队有不少的专业同工，有不同的性格和专长。每当我们走在一起，彼此学习，发现心理治疗可透过多角度、多层次、不同的方法来接触受助者的生命。

在生命成长的旅程，有三个元素我看为很重要：信仰、心理、艺术。三者开始于人生不同的阶段，他们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直至生命的完结。当心理学遇上信仰，我要面对不少挑战和反思，但信仰却变得更「贴地」。来到今天，我遇上了艺术，期待生命旅程的新体验 … 祝福诚信综合治疗中心在未来的发展，也走上新阶段，迎接新挑战。

郭丽芳

在诚信工作，是天父赐我的一份礼物，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祝福。

在这里有很多机会专心和进深做辅导，有空间认识自己并成长。这么多年来，我的生命被栽培、被滋润！感谢我的伯乐和恩师给我耐心的指导；感谢董事们，给当年黄毛丫头的我机会；感谢受助者对我的信任，让我与你们同行；感谢同事对我的包容和教导！

愿诚信的存在祝福这一代有需要的人。愿人来到这里，身心灵重新恢复健康，找回、遇见、重建自己和关系。

赖静琳

一眨眼便已在诚信这个大家庭六年。一直以来，很感恩能在这个充满爱和热诚的地方，与一班很有才华和干劲的精神科医生、临床心理学家和心理辅导员一起为香港市民的精神心理健康努力。特别感谢陈炽鸿医生多年来无私地在心理治疗技巧上的教导和支持，让我在作为助人者的心路历程上成长了许多。亦很感激各位行政同事一直以来很多的帮助、关心和支持，与我们一班专业同事互相配搭，让我们可以无后顾之忧地专心服务受助者。祝愿AHCC在未来的日子，大家能更合作无间，发挥诚信的精神，同心促进更多受助者身、心、社、灵的健康。 

陈颖昭

很感恩能够于过去几年在诚信这个大家庭工作和成长，同事们的亲切、专业态度和热诚、互相的尊重、帮助和学习，令工作环境倍感喜乐。愿天父继续保守带领诚信，祝愿诚信继续将身心灵健康的种子传播给有需要的人。

叶魏佩琼

「……或许人生越来越得心应手的话，就会更容易对自己的理解模糊了、对自己的要求更轻忽了……」这是四年前，在加入诚信的时候，我所写的一封分享信里的一段话，那是当时回望自己在辅导行业十多年似乎「顺风顺水」的经历后的感言和鞭策。四年后的今天，我感恩没有辜负自己的话，在诚信的专业团队里，定期与不定期的交流和合作，都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叫我能带着不卑不亢的态度以及不敢怠慢的心情与每一位案主同行，在此我感谢上主的带领，也感谢案主们的信任，以及诚信这群体里每一位给我的帮助、机会和造就。

余漫怡

不知为何，从加入诚信那天起， 我就有一种自豪感。最近跟美国一位精神科医生说起诚信，他感叹，「在华人的地方，能有这样心志，这样实力的团队，真是特别。」对，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她很特别！她是一个理想与现实握手的地方，助人的热诚和务实的专业精神在这里交汇。她不但致力于人的身心健康，更有独特的灵性眼光。她召聚的这群助人者既有共同理想，又各有专长。

在她15年生日之际，深深祝愿诚信继续走出自己特别的路，完成恩主在这个时代赋予她的使命。

世间没有完美的丈夫，也没有完美的太太，总有伤害对方的时候；一句话、一个行为都可以如骨在鲠，甚至如刺在心，历久难以释怀。爱与恨不能对冲抵销，却能以爱消怨化恨，抚平伤痛，在彼此饶恕中重建连系。

依附创伤不一定与创伤事件（Trauma）挂勾，关键在于事发时伴侣的反应有否令对方情感受伤（即下文提及的5d）。例如：婆媳争执并非创伤事件，但若丈夫长时间偏袒母亲，可能造成关系的裂痕及依附创伤。反过来即使发生创伤事件如太太小产，如丈夫有适切回应，可令夫妇感情连结更强韧。

依附创伤是在一方最需要伴侣的脆弱时刻，却被忽略、撇下、批评或背叛，破坏夫妇之间情感的连结和信任。最常见的处境是一方遇上困难或打击，心灵痛苦而脆弱，亟需伴侣陪伴与支持，伴侣若没反应或有负面响应，容易造成依附创伤。例如自己或至亲重病、天灾人祸、婚外情、失业、流产等是关键时刻，情感连结增加还是下滑在于伴侣的回应。

本文按常见情况虚拟一个婆媳冲突的故事，以阐述如何共创饶恕的疗愈故事。在中国人的婚姻中，往往与奶奶形成三角关系。小方是幼子，雯雯是长女，婚后在夫家附近居住，以便照应寡居的奶奶，并计划生孩子后由奶奶主力照顾。起初三人关系还可以，太太虽不满奶奶经常往他们家，但她帮忙打扫及煲汤煮饭，她也不好意思说甚么，就是觉得奶奶更像女主人，事事关心与过问。

到孩子出生时太太喂母乳不顺利，有很多情绪缠在一起，挫败、担心、疲倦、焦躁等，常发脾气，渴望丈夫陪伴支持。但丈夫在她发脾气时多沉默，愈来愈多加班、约朋友运动，对她与奶奶不同的照顾方法不予置评，只希望太太忍让，接受妈妈的好意。

有次妈妈流感，小方陪她看医生，刚巧儿子发烧，太太大为紧张，多次召唤小方也迟迟未归家，只叫她不用紧张，先带儿子看夜诊医生，待他安顿妈妈后便回家。雯雯觉得他只关心妈妈，不理会她和儿子，看医生后回娘家住。丈夫又气又累，觉得她小事化大，等她消了气才回家。一星期后，太太在家人相劝下回家，自此夫妇常因奶奶争执，且愈演愈烈。

虽然这对夫妇的关系累积了好些问题，但本文聚焦在饶恕和疗治依附创伤，其他方面暂不探讨。要共创疗愈故事绝不可急于求成，愿意饶恕也难以立即做到，需经过一个历程。在个人层面，情感受创者所经历的伤要充分觉察、体会、明白、接纳各种情绪，找到事情的深层意义，才会渐渐消化和放下。若伤害发生在婚姻中，情绪聚焦婚姻治疗视伴侣的参与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若创伤并非十分严重，夫妇可尝试以下的分享六部曲，若创伤太复杂或严重，必须求助，避免困兽斗或长期回避问题而关系恶化。

一、辨别依附创伤事件，充分陈述

感到受伤的一方先锁定造成依附创伤的事件，缕述发生经过及感受甚么痛苦，这事件又如何影响夫妇关系？请注意分享的态度，不是要控诉或埋怨，是希望对方听到自己的心声，增加了解并予以正面响应，不落入争拗谁对谁错或自卫、反驳中。受伤一方经历的痛苦一般有五类（5d），分别为得不到支持与关顾（deprived）、痛苦和惊慌感受被否定(dismissed)、被撇下不顾而感孤单(deserted)、感到被低贬(devalued)、感到危险(dangerous)，可能被出卖或占便宜。

对雯雯来说，儿子发烧是依附创伤事件，因为小方在她脆弱无助时选择了陪伴妈妈，令她得不到所需的支持。

常见情况：太太埋怨或指责丈夫不负责任，不理儿子，表达愤怒与不满。小方极可能会自辩，甚至反指她不够冷静。

较佳反应：太太在冷静后表达当时经历的困难和感受。「儿子年幼，第一次发烧又是晚上，我担心又害怕，医院细菌多怕交义感染，不求医怕儿子是流感有并发症，相熟医生明天才开诊，再观察会否耽误治疗？我六神无主，渴望丈夫在身边一起应对。我明白奶奶有病需要照顾，但为甚么看完医生不立即回家支持我？奶奶比自己和孩子重要吗？我气愤又伤心，但无法告诉你心底的想法和感受，尤其被撇下不顾的孤单感和不安全。」

二、伤害者用心聆听、全情投入

夫妇间的依附创伤很多都是无心之失，但始终伤害了伴侣，姑且用伤害者和受伤者方便描述。当伤害者明白了受伤者的感受，而且承认对方所受的伤害自己要负上责任，痛苦才得以消减、放下。当然不希望伤害者卡在内疚与自责中，最好能回顾当时的反应怎样形成？伤害者经历了甚么心路历程？当时的反应发生在电光火石间，慢镜回放才发现行动背后的想法、感受是甚么。

为免太快响应而错失进入受伤者的经历，尝试感同身受，伤害者宜先体会受伤者的心境，核对是否准确明白其感受，才表述自己当时的接收与反应。常见的情况是双方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理解或处理手法，并非受伤者所想象般明知却不理会。

常见的回应：小方解释为何他这么晚才回家，妈妈有甚么需要，自己作为独子必须负责任等，希望得到体谅，自己也很累很烦。

较佳反应：明白太太的感受，尝试设身处地去感受她的感受，直至充分体会，身体反应与感受一致。「我听到你面对儿子第一次发烧原来这么担心、挣扎，这么渴望我在旁陪伴支持你，我想象掉换位置，我也会心急如焚，想你立即回家。真是难为你一个人面对！我当时没想到这些，只是忙乱地照顾妈妈。我信任你的能力，还以为分工一人照顾一个是最佳办法。」

三、受伤者转变立场

人受伤的本能反应是感情撤退，以免再受伤害。不想多讲，是以前讲了得不到期望的反应，或愈讲愈不开心，索性放弃表达，认定讲也无用，自求多福 - 即不再信赖伴侣，自己想办法。现在受伤者可表达对方怎样反应令自己信任下降或不想再讲。当时心中有甚么想法和感受？现在甚么令自己想再尝试表达和信任对方？

常见对话：不讲了，讲也不会听。（开始冷战，不理不睬。）

较佳反应：「我不是不想沟通，只是你总有原因，想我认同你，却不明白我的感受和需要，我渐渐失去信心，你真的在乎我吗？大家各说各话，只会争辩不休，我便放弃了。但刚才你专心听我讲，关心我的感受和需要，我希望能再信任你。」

四、伤害者表达歉意及受伤者的痛苦怎影响自己

伤害者若感受到伴侣的伤痛，生出悔咎，愿意真诚道歉及积极补救或改善，最能让受伤者生出希望和饶恕。道歉不是为了快速解决问题。体会你如何伤害所爱的人那份触动，令你由衷甘愿改变自己，这样的承认和道歉最能治疗依附创伤，最鼓舞对方再次冒险交心，连结感情。毕竟你对伴侣最有影响力。

常见情况：草草道歉了事，若对方不接受，表示不满。「算了，是我错。（对方仍生气）我已道歉，你还想怎样？」

较佳回应：「我承认当时忽略了你，我没想过你会这么担心、孤单，以为我不理你们，不重视你们。看见你这么难过，我觉得自己很不济，只懂解释，对你的感受和需要那么迟钝、那么不理解，对不起！如果我知道，我一定会急赶回家，也会电联跟你商讨怎应对，给你支持。他日若我不察觉，你可否帮助我，告诉我你的感受和需要？」

五、受伤者找出现在需要甚么来结束这创伤

依附创伤令人痛苦，既已发生，需想想伤口需要怎样料理，方法因人而异，亦跟事件的性质与严重性有关，最好由受伤者提出，最贴近自己的需要。现在怎可拨乱归正？有甚么可补偿／补救？甚么有助疗伤？怎避免再发生？再出现怎处理？人的惯性行为改变需时，可商讨受伤者怎样提示有助伤害者持续改变？若依附创伤严重，如婚外情，需要更多保证与改变，需要专业协助。

常见对话：

伤害者：「我已尽力做好，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已经这么久了，你何时才可以放下？」（带着无奈或一点愤怒。）

较佳回应：

伤害者：「我做得不好多次令你失望，我愿意改变但需要时间；同样，你也需要时间，希望你看到我的努力和诚意，对我回复信心。我怎样回应会令你舒服点？做甚么或不做甚么对疗伤有帮助？」

六、共创疗愈故事

最后一步是一同编写你们的疗愈故事。主题是关系的更新与重建连系；前段描述事件的经过，记下甚么言行（包括非语言的表现）令人最难受？哪一刻印象最深？甚么反应造成伤害？这经历怎影响你对自己、伴侣及关系的看法？受伤的一方最期待的响应是甚么？若伴侣不认同你的看法，怎样响应较易接受？你怎样应付不喜欢的响应？你的反应如何影响对方？你们跌进怎样的互动循环？

后半部分记述重提这创伤事件时，你们有甚么新发现或正面的经验？甚么帮助你们开放内心，表达深层情绪？过程中对方有甚么表现令你怒气下降，更趋向饶恕及放下？故事尾声是彼此对改善关系的愿景与承诺。

婚姻像一个旅程，有风光明媚的美景良辰，也有风雨交加的崎岖窄路，需要夫妇携手面对，持定婚盟信念。没有人从不犯错，愿意彼此饶恕，才有可能进入上述深层对话，缔造疗愈故事。

参考书籍：

1. 黄丽璋着《情绪伤害的医治》突破出版社，2018年2版
2. Johnson, Sue. Hold Me Tight—Seven Conversations for a Lifetime of Lov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8, Part 2, conversation 5 pp.165-184.
3. AIRM: the Attachment Injury Resolution Model (Online program)

长期病患者的精神压力
研究显示，身体长期病患者除了要承受疾病的折磨和医疗带来的困扰外，也要承受不少精神压力和心理困扰(例如：Lee et al., 2007; Zhang et al., 2016)，常见的有抑郁和焦虑情绪，轻则会令人活得不安，重则会令人生无可恋。而本地调查亦发现以往不少老人病开始年轻化(陈艺贤，2011)，如「三高」-即血脂高、血压高和糖尿高，除了服药，病者需要调整生活的习惯，如要放弃喜欢的食物和勤做运动，这对一些只有三十至四十岁的中年人来说不容易，特别是他们当中有些人很讨厌做运动和喜欢吃东西，这会令他们感到生活质素下降，严重的甚至会形成情绪困扰。

而皮肤的长期病患，例如湿疹，研究显示(例如：Halvorsen, Lien, Dalgard, Bjertness & Stern, 2014)，除了要承受皮肤痕痒及药物的副作用外，因皮肤问题影响了外观而降低了自信，有些甚至会逃避与人相处，而青少年可能会被人排斥、甚至欺凌，而青年人更会影响择偶和工作中待人接物的信心。另外，本地研究显示几类常见的长期痛症(包括头痛、颈痛、背痛及关节痛)亦与抑郁有关 (Lee & Tsang, 2009)。对于长期病患，服用的药物有些也有可能会引起情绪或焦虑问题(如对服用药物有疑问，应请教你的主诊医生)。故当我们关心身边长期病患者时，除了要关心他们身体方面的需要，也要顾及他们心理、人际关系、甚或灵性方面的需要。另外，照顾长期病患者也会构成家人很大压力，本地研究显示，他们患抑郁或焦虑比一般人高(例如：Ho, Chan, Woo, Chong, & Sham, 2009)。

事实上，在心理学的领域，有一门学科称为健康心理学(Health Psychology)，是对健康、疾病，及医疗保健的心理和行为过程的研究，会关注人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等因素如何促进身体健康和对疾病的理解，相信心理因素能直接影响身体的健康，例如可帮助一些喜欢用食物减压的「三高」人士，透过心理治疗去改用其他较健康的减压方法等。而笔者在美国受训时有一位同事是康复心理学家(Rehabilitation Psychologist)，她的专长是帮助长期病患者，无论是因先天或创伤引起的伤害或疾病，去实现最佳的身体、心理和人际功能，当中也可能会帮助其家人。可惜的是香港相关的心理从业员供不应求，往往未能在公营机构或医院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普及大众。

杀人后自杀现象
美国耶鲁大学精神科学系助理教授及法律心理学家Marc Hillbrand(2001)指出，「杀人后自杀」(Homicide-Suicide)是指一个星期内发生凶杀案，然后是肇事者自杀。美国的研究显示，在2013年「杀人后自杀」事件发生率为每100,000人中0.23%(约占美国所有杀人案的5％)，另一些美国同类研究指出这些个案中有15.6%有精神病纪录。Hillbrand提到，「杀人后自杀」的常见受害者有四种，分别是:

(一)子女、

(二)配偶（包括因嫉妒和健康衰退引起）、

(三)家族内成员（可包括父母或兄弟姊妹等）及

(四)外人。

当中，杀配偶后自杀是最常见的个案。杀外人后自杀事件较少，但受到传媒最大关注，包括如校园枪击案行凶者自杀，受害者沉淀自杀（Victim Precipitated Suicide 如「警察自杀」）、因政治动机和暴力罪犯「杀人后自杀」等。

香港大学犯罪学中心及病理学系于2003年做的本地研究(Chan, Beh & Broadhurst, 2003)，是中国人社会第一个有关「杀人后自杀」的系统研究，数据来自香港警队及死因裁判庭的调查及死亡报告。于1989-1998年10年间发生的56宗案件，当中涉及133人死亡，大多数杀人者是男性(75%)而受害者是女性(64%)，杀人者和受害者的平均年龄分别为41.9岁和32.3岁。受害者多为配偶和恋人(46.4%)，其次是儿童(36%)。多数事件是由于分手、结束婚姻或亲密关系所引至(39%)，其他也有经济原因(25%)和家庭纠纷(20%)。最常见的杀人方式是勒死/窒息(26%)，刺死/切碎(24%)，其次是煤气/中毒(14%)和高处跳下(14%)。最常见的自杀方法是从高处跳下(48%)，其次是煤气/中毒(22%)和勒死/窒息(13%)。抑郁症(18.3%)及脾气暴躁(28.3%)是最常见的精神/情绪问题。大多数犯案者来自低社会经济背景，三分之二的人失业，76.6%的人受过九年或更少的教育。这研究指出，与西方文献的研究相比，香港个案与经济因素有高度相关性，比较少年老夫妇之间的怜悯杀害(Mercy Killing，例如有些要照顾长期病患妻子的年老男士，因发现自己有绝症而怕自己死后无人照顾妻子，会先把妻子杀掉才自杀)，也有较高比例的杀害儿童后自杀，以及很少使用手枪等。

另一个较近期的本地研究(Yip, Wong, Cheung, Beh & Chan, 2009)，是从死因裁判庭98宗于1989-2005年「杀人后自杀」案件作出的分析，当中231人死亡，大部分杀人者是男性(68.7%)，年龄介乎30-49岁，大部分个案是在家庭发生，而当中60%是因配偶冲突或利他原因引起，死者多为配偶(46.5%)和儿女(47.5%)，主要行凶的方法是用武器切割（33.3％）和烧炭（22.2％），四个主要近因是争执、关系中的冲突、利他因素和精神病引致，而主要的远因与财务困难、长期争执和家庭暴力有关。他们研究的建议是希望可以加强这些远因的预防工作。

西方文献方面，一个在意大利2011年的研究(Roma, Spacca, Pompili, Lester, Tatarelli, Girardi, & Ferracuti, 2011)，从1985年到2008年报纸中「杀人后自杀」的案例，发现662宗个案中，有1776人死亡，比率约为每年在100,000中有0.04宗。凶手大多是男性，最多年龄组别是35至54岁，主要运用手枪，而女性行凶者最常见的年龄组群是25至44岁。而死者多数为女性，比行凶者年轻。男性行凶动机主要为因妒忌而产生的情杀案，而女性行凶动机则是与家庭和经济问题有关。不同年龄的行凶原因也不同：25至54岁主要是因为感情中的妒忌，而64岁以上是因为利他的原因(例如：怜悯杀害)。而这研究当中的个案有10.9%有精神病纪录。在瑞士2013年的一个同类研究(Panczak, Zwahlen, Spoerri1, Tal, Killias & Egger, 2013)也有类似结果，特别的是行凶者以离婚男性比已婚男性为高，没有瑞士国籍的外国人为高，没有宗教信仰比天主教信仰为高，居住环境挤迫和低社会支持等因素为高等。另一个在荷兰2007年的同类研究也有相类似的结果(Liem & Koenraadt, 2007)。

综观以上本地及外地的研究，「杀人后自杀」案的比率虽然较低，但在社会当中带出的震撼却相当大，无论是在家庭或小区当中发生，都会带来相当大的震惊和不安，当中可以涉及远因和近因，包括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在内。Hillbrand(2001)特别指出，会发生伤害自己及他人的个人危险因素(Risk Factors)，包括:

(1)   童年及青少年有破坏性行为的历史、

(2)   具有抑郁情绪、

(3)   暴力倾向及

(4)   长时间有发脾气、冲动、吸毒及人际关系问题。

而Hillbrand亦建议专业人士在帮助有情绪困扰而谈及有自杀的倾向人士时，不要忘记评估他们伤人的可能，相反亦然。因防患未然永远是减低悲剧发生的最好方法。

另一方面，Hillbrand亦提到防止发生「杀人后自杀」案的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s)包括:

(1)     智力正常、

(2)     宗教信仰、

(3)     有生存下去的原因、

(4)     正面的社交方向、

(5)     抗逆气质、

(6)     达致成功的健康信念及

(7)     与父母、同辈及他人有良好的支持关系。

故此，我们应对家人和身边的人多一些关心关注，特别是对一些长期病患者和要照顾长期病患者的家人，増加他们以上提及的保护因素。而如果你留意到你关心的人有以上愈多危险因素而愈少保护因素，也有以上提及的社会和家庭问题，应密切关注他们，有需要时亦应寻求专业帮助。故此，切勿轻看你的一句问侯、关心和鼓励的话，或许这会减低一件悲剧的发生，莫以小善而不为。而对一些悲剧一旦发生的家庭，要对他们作出适切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当中仍生还的家人，以渡过这重大创伤。

参考数据：

Chan, C.Y., Beh, S.L. & Broadhurst, R.G. (2003). Homicide–suicide in Hong Kong 1989–1998,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137, 165–171. DOI:10.1016/j.forsciint.2003.12.001

Hillbrand, M. (2001). Homicide-Suicide and other forms of co-occurring aggression against self and against others.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32, 626-635. DOI: 10.1037//0735-7028.32.6.626.

Halvorsen, J.A., Lien, L., Dalgard, F., Bjertness, E., and Stern, R.S. (2014). Suicidal ideation,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adolescents with eczema: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The Society for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 134, 1847–1854. doi:10.1038/jid.2014.70.

Ho, S. C, Chan, A.; Woo, J.; Chong, P. & Sham, A. (2009). Impact of caregiving on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A comparative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caregivers for elderly persons and noncaregiver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Biological sciences and medical sciences, 64A, 873-879.

Lee, S. and Tsang, A. (2009).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Depression and Three Kinds of Frequent Pain Conditions and Depression in Hong Kong. Pain Medicine, 10, 155-163. doi:10.1111/j.1526-4637.2008.00541.x.

Lee, A. M., Wong, J.G., McAlonan, G. M., Cheung, V., Cheung, C., Sham, P.C., Chu, C.M., Wong, P.C., Tsang, K.W. and Chua, S.E. (2007). Stres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SARS survivors 1 year after the outbreak. Canadi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52, 233-240.

Liem, M.C. and Koenraadt, F. (2007). Homicide-suicide in the Netherlands: A study of newspaper reports, 1992 – 2005. The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iatry & Psychology, 18, 482-493. DOI: 10.1080/14789940701491370.

Panczak, R., Zwahlen, M., Spoerri1, A., Tal, K., Killias, M. and Egger, M. (2013).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homicide–suicide in Swiss households: national cohort study. PLoS ONE, 8, 1-9. doi:10.1371/journal.pone.0053714.

Roma, P., Spacca, A., Pompili, M., Lester, D., Tatarelli, R., Girardi, P. and Ferracuti, S. (2011). The epidemiology of homicide–suicide in Italy: A newspaper study from 1985 to 2008.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214. e1-e5. doi:10.1016/j.forsciint. 2011.06.022.

Yip. P.S., Wong, P.W., Cheung, Y.T., Beh, S.L. & Chan, K.S. (2009). An empirical study of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homicide–suicides in Hong Kong, 1989–2005. Journal of Affect. Disorders, 112, 184–192.

Zhang, N., Fielding, R., Soong, I., Chan, K.K., Tsang, J., Lee, V., Lee, C., Ng, A., Sze, W.K., Tin, P. and Lam, W.W. (2016). Illness perceptions among cancer survivors.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24, 1295-1304. DOI:10.1007/s00520-015-2914-3.

陈艺贤。(2011)。隐藏小区心脏病发高危人士研究。心脏健康列车。检索自http://www.hearthealthytrain.com....pdf

体罚真的有效？

家长体罚小朋友的主要目的，是要惩罚和减少不当行为的发生，并提高恰当行为在未来出现机会。体罚虽然对不当行为可能有实时的阻吓作用，但学术研究显示，越多对小朋友使用体罚，他们长远会表现出更多不听话的情况，对自己的不当行为感到内疚的机会也会较低。换言之，体罚似乎只能让家长发泄他们的愤怒，并立刻停止小朋友当下的负面行为，但未能有效地教懂小朋友正面的行为和背后的因由。更多时候，小朋友在被体罚后，主要学懂怎样避免再被体罚，更小心地防范家长发现他们的不当行为，而非明白自己的行为为甚么是错的。在一个减低儿童不当行为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中，训练了超过500个家庭减少体罚的使用，结果实验组的家庭的儿童行为问题得到很大的改善，反映体罚不但对行为的改变没有正面的作用，甚至可能是使不当行为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

体罚对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

一连串的统合分析(meta-analyses)研究指出，体罚跟童年和成年时期的心理健康问题、童年的反叛行为、成年的犯罪行为和负面的父母子女关系,都有一定的关联性。体罚的应用似乎也与儿童被身体虐待的风险增加有关。研究显示，体罚与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心理问题有关联，包括抑郁、不开心、焦虑、绝望的感觉、酒精与药物的使用、和一般的心理适应问题。研究人员亦发现，体罚跟儿童的认知发展缓慢和学业成绩的负面影响有关。神经影像学(neuroimaging)的研究亦反映出体罚对脑部结构和功能有负面影响的可能性，例如减少脑部的灰质(grey matter)，和对脑部多巴胺区造成改变而增加酒精和药物成瘾的风险。虽然有部份研究显示体罚并未带来负面结果，但至今都没有实验找出体罚有任何长远的好处。近几十年的心理研究结果，似乎都在告诉我们 ── 体罚是对儿童的成长百害而无一利的教导方法。

我记得自己曾经在讨论这个话题时，问我的一个朋友：「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可以不用打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改善他的行为，为什么还要用体罚呢？」他面有难色地说：「但我仍然觉得打是有必要的。」我其实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有不少人因自己的成长背景和经验等因素，对体罚的果效和重要性深信不疑。希望家长们都能从多年的心理研究结果中的重要信息，认识体罚的弊处，并更多善用正面、有效的育儿方法，让孩子们能在愉快的环境下身心健康地成长。

References：

Durrant, J., & Ensom, R. (2012). Physical punishment of children: lessons from 20 years of research. CMAJ :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184(12), 1373–1377. http://doi.org/10.1503/cmaj.101314

Gershoff, E. T. (2013), Spank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We Know Enough Now to Stop Hitting Our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7, 133–137. DOI:10.1111/cdep.12038

上期专栏，跟大家分享到2004年我跟沙游的初次相遇，那次相遇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转变，往后5年我的生活和工作也没有沙游。然而，奇妙的事情就在2009年发生了。

沙游治疗工作坊

某天，朋友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一个为期五天的沙游治疗工作坊，主讲者是来自美国 Dr. Barbara Turner，她是一位沙游治疗师，也是一位家庭治疗师。当时我没有太大渴望，只是刚好那时间较清闲，找些事做也好。我也没有回想跟沙游初次相遇的经历，只是带着一份平常心去学习。

工作坊的开始是一些理论基础，我并不真的完全听得懂，但吸引我却是Dr. Tuner 带来了她部分的沙游对象。她为那次教学的预备确令我感动。沙游治疗的理论基础是荣格的心理分析，当时我对沙游和荣格心理分析也没有概念，但我又不太介意自己明白多少，我所专注是课室四周的沙游物件。

机会来了！Dr. Turner带来的沙游对象，并不只为给我们作介绍，她希望每位参加者能有机会去体验沙游治疗。参加者被分为两组，分别是沙游者和治疗者，二人成为一对，角色轮流替换，并要求二人要互不认识。开始前，大家知道这是体验而不是真正的治疗。Dr. Turner鼓励沙游者不用计划要做甚么，一切由心出发，想做甚么就做甚么；而治疗者的角色是观察，只用心感受而不作任何分析。参与工作坊人数有三十多位，故未能安排各人使用正常大小的木沙盘，取而代之是小型的胶沙盘。工作坊内也提供了沙和水，让大家好好体验，自由发挥。

蛇的再遇

作为沙游者的角色，我感到期待和兴奋。开始时，我先细心欣赏Dr. Turner的沙游珍藏，感到很有趣。当我来到摆放动物的区域，看见两条大蛇。虽然它们是假的，但仍让我觉得害怕。我稍加快步伐，继续向前走，过程中继续欣赏精致的小对象。不知不觉地走了一圈，我又回到两条大蛇的位置，立刻紧张起来。这次我没有加快脚步走过去，我停下来，注视它。那害怕的感觉仍在，而且感受到心跳加速。我决定还是不要理会它，继续向前走。

然而，这次跟上次不同，我向前走了几步就停下来，并且回头再注视那两条大蛇。我不懂为何我要停下来？不懂为何再回望那两条大蛇？更奇怪的是我没有只是多看两眼就离开。慢慢地我走到两条大蛇前面，看着它们既感到恐惧但又被吸引。就在那刻，我的右手伸出来拿起一条大蛇，心想：「不得了，我在做甚么？」我看见我的右手在发抖。同时我的左手也伸出来，拿起另一条大蛇。两条大蛇都在我手里，双手也在发抖。我脑海一片空白，本能反应使我急促地走回自己的位置，没有多想就把两条大蛇「掉」在沙盘里。

看着两条大蛇在沙盘内，我深深呼了一口气，然后再拿了些其他对象，但后来的小对象我就没有太深刻印象了。当所有沙游对象全放在沙盘，我再次专注我的沙盘图画，眼泪瞬间流下来，感受到忧伤和激动。我的治疗者也很专注我的沙游图画，但她不知道我在流泪。因为我们本不认识，所以我也没期望会被明白和安慰。我示意已经完成我的沙游，然后独自离开了课室。

在课室外，我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那份复杂的感受仍在，眼泪没有停止，也不明白发生了甚么事。我花了些时间让自己平静下来，但直觉告诉我沙游对我的成长是重要，也思想是否开始个人的沙游体验。

沙游治疗的体验

2009年，香港当时仍未有认可的沙游治疗师，经朋友介绍，我联络上广州的申荷永教授，也开始了我个人的沙游体验。沙游治疗是一个过程，而我的沙游体验也开展了一段旅程。为了一小时的沙游体验，我需要花上7-8小时的交通来回。有人问我这付出值得吗？当时我没有答案，只知道路要向前走。

每次去广州我也是独自一人，没有太强的孤单感，相反独处对我而言是一种享受。只是我方向感不好，迷路的时候总感到迷茫和恐惧。开始了沙游体验，也象征我踏上了生命的新旅程。在火车上，我会沉思，也会记录沙游过程的感受或发现。当迷茫和疲倦的感觉出现时，我承认也有停下来的想法，只是内在的声音又会告诉我：「当下的感受只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我对自己的生命旅程有一份渴望。就因为渴望知道生命的意义，我又坚持走下去。

沙游带来的转变

仍记得第一次跟申教授做沙游，出现在我沙盘内的仍是蛇。害怕的感觉仍然存在，只是没有之前的强烈。此刻回想，2004年的初遇，到2009年的再遇，与蛇的相遇似乎是它对我的呼唤，象征昏睡心灵的苏醒。在第20期通讯，我曾经写下有关蛇的文章《蛇的象征意义 --- 静与动》。

在广州的沙游体验维持了两年，我离开的原因是要走更远的路。某天，我如常去到申教授的工作室，刚好他的同工不知道有人会前来，他们把沙拿去清洁。后来知道我来了，急忙把沙放回沙盘内，所以当日的沙特别湿。申教授问我：「沙是否太多水？」我回应：「可以的。」

当我完成了沙游，奇怪地内心有一种想把它破坏的感觉。我带着那感觉离开了申教授的工作室。那破坏的感觉很强烈，我尝试把它压抑下来，或否定它的存在，以至可以回到我的生活，但我没有成功。我已知道它的存在，就不能装作甚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安静下来问自己：「破坏的渴望对我重要吗？甚么东西要被破坏？」有一天，我突然有一想法：「离开香港一段时间。」那刻我明白了！我要破坏的是当时稳定的生活，走出我的安舒区，才会知道生命要如何走下去。

沙游体验带我去到广州，但似乎有更大的转变等候我。再次离开并且去更远的地方，这是不容易的抉择，却是生命旅程的新突破。后来的经历，留待下期再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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